“古希腊人站在海边，眺望着紫色的大海”，等等，大海是紫色？
古希腊人眼中的颜色由运动状态和闪烁亮度组成。颜色的形容方式，从来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玛利亚·米凯拉·萨西（Maria Michela Sassi）是比萨大学（Pisa University）的古代哲学专业教授。她撰写过大量关以古代思想为主题的论文，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到亚里士多德，可谓应有尽有。她的文章也曾发表于众多国际期刊之上。2001 年，她出版了《古希腊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 in Ancient Greec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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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盲诗人荷马（Homer）用两个形容词来描述蓝色的样子：kuaneos，表示蓝色逐渐融入黑色的昏暗阴影；glaukos，表示“蓝灰色”。雅典娜的别名就叫做 glaukopis，意思是她有着一双“闪耀着光芒的灰色苍眸”。在他心中天空是广阔且星光熠熠的，亦或是因为亘古不变的稳定性而呈现金属色或者青铜色。风大浪急的海面从泛白（polios）和蓝灰（blue-grey）到深蓝，再到近乎于黑色（kuaneos, melas）。平静的大海则是“紫罗兰色”（ioeides）、“葡萄酒似的”（oinops）或者紫色（porphureos）。不过无论是大海还是天空，它们从来就不会仅仅是蓝色的。实际上在古希腊文学的世界里，你根本找不到单纯是蓝色的大海或者天空。
同样奇怪的是，古希腊人的词典中没有黄色的概念。他们用 xanthos 这个词来形容变化多样的各种黄色：众神闪耀的金发、琥珀、泛红的火焰。Chloros 这个词与 chloe（草）有关，因此古希腊人用它形容绿色。但是，Chloros 也能表示像蜂蜜那样的亮黄色。
古希腊人对颜色的体验似乎和我们不太一样。在一句著名的格言里，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描述了古希腊人描述颜色所用词汇的奇异性：
古希腊人看待自然界的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的眼中没有蓝色和绿色。在他们看来，蓝色属于深褐色，而绿色则属于黄色。（他们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乌黑头发、矢车菊和南方大海的颜色，也用同一个词来形容最青翠的植物、人类皮肤、蜂蜜和黄色树脂的颜色。所以，古希腊最伟大的画家在勾勒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时只会使用黑色、白色、红色和黄色——源自作者玛利亚·米凯拉·萨西的翻译）
这怎么可能？古希腊人眼中世界的颜色的确与我们眼中世界的颜色有所差异吗？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也发现了古希腊人色觉的与众不同。Xanthos 和 chloros 这两个词的用途十分广泛，因此歌德推测古希腊人形容颜色的词汇有一种特殊的流动性。他说，古希腊人对定义不同的颜色毫无兴趣。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仔细研究了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视觉和颜色的详尽理论。从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柏拉图（Plato）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古希腊哲学家都认为视觉器官在人们观察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眼睛里散发出的光芒与阳光产生互动，进而创造出完整的色谱体系。
歌德还指出，古代颜色理论家倾向于认为颜色的来源是黑色与白色的混合。黑色与白色分别象征黑暗与光明，是相互对立的两极。但古希腊人依旧称它们是“颜色”。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棱镜色散实验中利用棱镜折射将光分解成不同的颜色。同此相比，古代将黑色和白色视为颜色（古代人眼中的颜色通常都是原色）的概念可谓是非凡绝伦。如今我们普遍认为白光是无色的，来源于光谱上所有颜色的叠加，而黑色则是因为缺乏光线而形成。
歌德认为相比亲眼所见而言，牛顿的理论只能算是数学上的抽象概念。因此，他将牛顿的观点视为彻头彻尾的荒谬之言。实际上歌德认为光是最简单、最同质的物质，颜色的多样性源自于光线边缘，也就是亮与暗交汇的地方。歌德利用古希腊人看待颜色的方法反驳牛顿的理论。他认为古希腊人发现了颜色感知过程的主观方面。他写道：“如果眼睛不是像太阳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通过眼睛看到太阳。”他还说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杰出的政治家、希腊文化研究者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用另一种方式解释了古希腊人奇异的视觉感知。在 1858 年出版的《对荷马和荷马时代的研究》（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一书中，他专门用一整章讨论“颜色的认知与使用”。他也注意到荷马表述绿色和蓝色时的含糊不清，以及古希腊人形容“蓝色”时的词汇匮乏。格莱斯顿与歌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牛顿提出的色谱（红橙黄绿蓝靛紫）作为标准体系。在他看来，古希腊人之所以描述颜色词汇匮乏，其根源是辨别棱镜色散分解出来各种颜色的能力不足。古人的视觉器官还处于进化发育的初级阶段，因此他们对光线的敏感度高于对颜色的敏感度。如此一来，古人便无法清晰的分辨出各种颜色。这个理论与十九世纪晚期后达尔文时代的社会思潮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格莱斯顿的观点的确给了尼采灵感来源，也使得很多人投身学术调查事业，催生了一系列想要证明古希腊的颜色分类与当代颜色分类标准存在差异的研究。
如今，没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个人类“尚未”感知部分颜色的阶段。现代存在一种以“人类学的角度”看问题的潮流。在人类学眼中，每种文化自己的颜色命名和颜色分类之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人类眼睛存在多种多样的解剖学结构，而是不同的视觉区域受到刺激。在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下，不同的视觉区域受到刺激催生了不同的情绪反应。
歌德认为古希腊人的颜色体验堪称异常独特。他的观点正确吗？古希腊有着独特的色彩文化，正如埃及、印度和欧洲文明也有着自己的色彩文化一样。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形容颜色的奇特词汇体系，而这正好是其色彩文化的体现。而且，我们不能仅仅用牛顿棱镜色散实验这样的科学分类体系来衡量分析每个文明的色彩文化。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古希腊人看待他们所在世界的方式？
美国艺术家阿尔伯特·亨利·孟塞尔（Albert Henry Munsell）给了我们答案。根据他发明的颜色系统，我们可以用三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来定义任何一种色觉：色相，由颜色在牛顿光谱中的位置决定，我们借此区别各种颜色；明度，具体程度可以按照从白到黑排列；色度，相当于颜色的纯度或者饱和度，由光的波长分布决定。火红和天蓝都是饱和度很高的颜色，而灰色则恰恰相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概念：显着性。它代表的是颜色吸引人们视觉注意力的能力。格莱斯顿认为古希腊人对蓝色和绿色的定义存在缺陷，原因在于他们都是色盲。利用显着性的概念，我们便能很好的解释格莱斯顿的观点：语言学上对色彩的定义与颜色的显着性是相适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文化第一个定义的颜色就是显着性最高的红色（希腊人称其为 eruthros）。人们之所以最初普遍觉得绿色和蓝色是明亮的光线，原因在于它们都是显着性较低的颜色。随着时间发展，人们才渐渐将其看成是颜色。这意味着在某些希腊文化的语境中，古希腊人使用的形容词 chloros 应该被翻译成“鲜艳清新”，而不是绿色。同样，leukos 也应该被翻译成“闪烁华丽”，而不是白色。古希腊人能够完美的感知蓝色，但却对描述天空或者大海的蓝色没什么兴趣——至少不像有着现代颜色感知能力的我们这样有兴趣。
孟塞尔颜色系统的三个维度在人们心中有着不同的优先级，人们可能认为其中一个维度的重要性高于另外两个。因此，不同的色彩文化可能将色谱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组合。通过孟塞尔颜色系统，我们能够很好的解释不同色彩文化的色谱划分方式。某种文化可能认为色相、明度或者亮度更加重要，而这三个维度之间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强度。因此孟塞尔的颜色系统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古希腊人对亮度有着非凡卓越的偏爱，也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古希腊人更多通过明暗程度而不是色相去感知颜色。
当时，孟塞尔颜色系统未能彻底解释清一个问题：古希腊人忽视“颜色活动”（颜色具有感知性的主观视角，这是歌德最看重的信息）的丰富性，那他们如何感知颜色？对于古希腊人而言，颜色是理解世界——尤其是社会世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信息单元。肤色是评价判断一个社会身份的主要标准。古希腊人非常强调这一点，因此你能在古希腊文学作品和肖像雕塑中找到大量白皙的女性和黝黑的男性。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古希腊人心存偏见：女人生活在昏暗的家中，因此面色苍白；男人在户外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和各种运动，因此越晒越黑。所以，古希腊语中的 chroa/chroiá 既指一样物品有颜色的表面，也指这种颜色本身。而且这个词与代表“皮肤”和“肤色” chros 一词关系紧密。理解古希腊色彩文化时，我们不能忽视颜色所体现的情绪价值和伦理价值。
除了孟塞尔颜色系统和颜色主观价值理论之外，我们还应该将两个更深层次的因素纳入考虑范畴。颜色的“闪烁效果”（glitter effect），即因为物体质地结构与光线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现象；物体的材质选择流程或者工艺流程（material or technological process），人们就是在绘画和染色的实践过程中发现了某些颜色。将上述全部因素考虑在内之后，我们便能仔细审视古希腊人眼中的全部颜色——甚至连理解人人皆知且最难理解的色彩术语 porphureos 也不在话下。
Porphureos 是一个处于红色和蓝色（此处的红色和蓝色指的是牛顿光谱中的标准色）交界处的颜色。它不仅与任何已知的颜色不同，而且经常被古希腊人用来形容不是直接呈现出“紫色”的事物。（大海在日落时分会呈现出紫色，但这不足以解释这个形容词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原因）当古希腊人用 porphureos 形容大海时，他们描述的是亮度与运动状态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随着不同时刻的光线条件和天气情况而时刻变化，算得上大海所有特征里最能吸引古希腊人敏感性的一个。因此荷马成大海“像葡萄酒一样”的。他不仅指指海水呈现出的酒红色，还暗喻酒宴上人们被中液体的耀眼光泽。许多酒器内壁所绘的柱顶过梁和挑檐间的海军雕带以及水生生物体现了这种理念，绘制花瓶的画家更是将图案反转过来，让液体的表面呈现出海浪滚滚的样子。Porphureos 表达了亮度与运动状态的结合——如果不考虑闪烁效果，你根本不能理解这种形容色彩的术语。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彩虹颜色（构成颜色之一是紫色）时很好的描述了物体在光线照耀下因为材质原因而闪烁的现象。在《天象学》（Meteorology）一书中，他写道：
在染色过程中也能看到和彩虹一样的效果：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编制和刺绣的材料后，你会发现它们呈现出来的颜色之间有着难以名状的差异。比如说在白色或者黑色背景上，紫色就会呈现不同的效果，而光线的变化也能制造出类似的差异。因此刺绣工表示自己在灯光下工作时会出现失误，容易错把一种颜色当成另一种颜色。
Porphura 的特殊制造工艺造就了紫色纺织品的亮度特性。早在公元前 1200 年，腓尼基人就利用尿液、海水和取自染色骨螺囊中的墨汁制造出了紫色染料。为了从染色骨螺中提取染料，人们将带壳的骨螺放入大缸之内。骨螺的尸体腐烂之后能分泌出淡黄色的液体，人们将这些液体煮沸就得到了染料（动词 porphurō 既表示“打旋”，又表示“日渐发展/垂死的紫色”）。液体煮沸的时长和加入水的多少决定了最终的颜色。这样一来，腓尼基人就得到了各种颜色之间存在细微的染料：黄色、绿色、蓝色、红色…古代人尤其珍视红色和紫色，因为制造染料的工艺成本高昂（一只骨螺只能提供几滴未经稀释的汁液）而且不容易褪色。相反，红色和紫色的衣物会因为反复洗涤晾晒而更加鲜艳亮丽。这就是在古代及以后的岁月中，紫色总是与权力、声望、光彩焕发的美丽联系在一起。从皇帝到国王，从红衣主教到教皇，他们都喜欢穿紫色的衣物。
Porphura 算得上一个古怪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动态、渐变和亮度的效果如何与珍贵讲究形成联系。金色因为类似的原因备受人们珍视，而荷马和斐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笔下的英雄和众神时常身披金色和紫色衣物也不是偶然。跳出牛顿的颜色分类体系之后，一个更为清晰古希腊色彩世界便浮现眼前。不过，有一个关于古希腊人感知颜色的问题始终萦绕在我们脑海之中：为什么古希腊人那么看重亮度？给歌德带来启发的古希腊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第一个谈及颜色的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是巴门尼德（Parmenides）。他在公元前五世纪曾提出，凡人喜欢把现实世界认定成导致“地点变化，在明亮的色彩中不断变幻”的原因，而这也导致凡人相信众神“真实存在”。此后，恩培多克勒在残篇中将构建感知世界四种元素的混合比作是画家将不同颜料按照各种比例混合：
当画家装饰祭祀用的祭品时——
这些学习过巧妙技艺的人——
他们将多种颜色的颜料拿在手里，
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和谐的将其混合在一起，
用混合后的颜色绘制出类似万物的形状，
他们涂抹出树木、男人和女人
他们描绘出野兽、飞禽和在水中成长的鱼
他们还勾勒出身处最高荣耀殿堂的永生众神
在恩培多克勒的颜色概念中，光彩壮丽的效果很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用水火两种元素的混合解释所有颜色的诞生。这两种元素分别对应白（光明）与黑（黑暗），是人们心中连续一致颜色体系中的两个极端。
公元前五世纪下半页，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提出颜色的本质应该由视觉光线、日光和物体自身原子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他认为在定义颜色的过程中，闪耀度是一个与色相同样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他把不同颜色解释成四种基础色（白、黑、红、绿）的混合，或者是初次混合之后的再混合。在提出这个理论时，他认为红色和白色混合之后（对应金色和铜色）再加上一点绿色（加入一点新鲜和生命的感觉），这样便能得到“最美的颜色”（也许是金色）。他将紫色看成是特别“令人愉悦”的颜色，因为紫色是白色、黑色和红色混合之后的产物。紫色的闪耀度和明亮度也证明混合过程中使用了白色。柏拉图对闪耀度也有着同样的欣赏和喜爱。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他对视觉的论述围绕三种元素的相互作用展开：蕴藏在观察者眼中的火；日光；有颜色物体所呈现出的“火焰”（这里指的也是光）。柏拉图认为基础色应该包括白色、黑色、红色和“闪耀与明亮”。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将“闪耀与明亮”视为颜色。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关键观点上与柏拉图存在分歧。尽管如此，他也和柏拉图一样偏爱闪耀亮丽的颜色。在《论感觉及其对象》一书中，他用一章论述颜色。他认为以不同比例混合白色和黑色之后便能得到各种颜色。在他看来，白色与黑色分别对应肉体中的火与水，而它们分别决定透明介质到底是明亮还是黑暗。第一次将白色与黑色混合之后能得到红色、紫色、绿色和深蓝色（kuanoun）。将这些颜色再次混合，就可以得到其余的颜色。紫色、红色和绿色是最让眼睛“愉悦舒服”的颜色，因为它们天生具有特殊的反射性。这要归功于它们构成中亮与暗的整齐混合比例。
亚里士多德详细论述了前人的美学假设，还提出明确的观点：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绘画世界（这提醒我们需要将颜色的情绪含义考虑在内），颜色都是活力与精力的指示器。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著作《论动物生成》（On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一书中用绘画做类别，描述了胚胎的发育过程：
胚胎形成的早期，一切器官都还是只模糊的轮廓。此后，它们有了不同的颜色和软硬程度，好像是画家由画笔描绘出来的一般。实际上，这位画家就是大自然。如我们所知，画家绘画时首先要勾勒出动物的轮廓，然后再进入上色环节。
为了帮助解释胚胎的成长过程，亚里士多德论述了线条如何与彩色相互呼应，一同发挥作用：首先用轮廓勾勒出图像的本质特征，然后上色，为其打造“血肉之躯”和生命之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绘画艺术中最显而易见的事情。最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古代文献记载了人们给雕像上色之后为其带来审美效果。这其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与人们颂扬颜色亮丽且具有活力特性时体现出的态度非常类似。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中，海伦（Helen）抱怨自己的美貌带来毁灭性的效果。她希望人们抹去一尊自己雕像上的颜色，从而清除掉自己的致命魅力。近年来，人们依据考古成果复原了古代雕塑身上的色彩。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有力的支持了欧里庇得斯文学作品中的内容。使用最明亮闪耀（饱和度最高）颜色能创造出光彩壮丽的效果，还能带给人动感、活力和生命的气息。
所以说歌德是正确的。要想透过古希腊人的眼睛看待世界，牛顿的色谱体系只发挥一部分作用而已。我们还要以古希腊人自己的颜色理论作为辅助，仔细审视他们真正尝试描述自己所在世界的方式。如果忽略了古希腊人自己的颜色理论，我们就不能理解光线和亮度在他们色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也不能理解他们形容色彩词汇的流动性和易变性。如果我们依赖牛顿光学提出的数学抽象概念，那将永远无法想象出这幅画面：古希腊人站在海边，眺望着紫色（porphureos）的大海在无穷的远方与地平线融为一体。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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